据Mining.com援引路透社报道，现年60岁的克丘亚（Quechua）当地妇女麦克希玛·卡拉（Maxima Ccalla）一生都在秘鲁安第斯高原贫瘠的土地上耕作，脚下丰富的铜锌金资源并未能改变她的命运。
卡拉的家乡普诺大区以及其他地方的安第斯社区居民与在他们的土地上挖掘资源财富的矿业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冲突不断。
在最近的采访中，许多人抱怨他们遭到了歧视和边缘化，并指责矿业公司污染了水和土壤。
但在一个仍然笼罩着殖民历史阴影的国家来说，一个外来政治家、一个农民儿子的崛起正燃起变革的希望。这还引起了人们对安第斯高原农村和偏远亚马逊定居点与生活更加富裕、白人愈来愈多的沿海城市之间差距明显的关注。
来自于农村底层，经常带着大檐农帽的佩德罗·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已经承诺为“被遗忘”的偏远群体代言，并对这个世界第二大产铜国的矿产财富进行再分配。
“抢劫结束了，偷盗结束了，侵犯结束了，对秘鲁人民的歧视结束了”，他在库斯科大区发表演讲时宣称。
这位社会左翼分子在农村和土著，包括在普诺等矿产丰富的地区投票后即将被确认为总统。
“这么长时间了，政府一再保证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什么都没有改变”，卡拉在克丘亚的卡拉塔（Carata）社区家周边地里干活时通过翻译接受采访时表示。
“现有，希望他能够兑现诺言”。
卡拉是数百万最贫穷、最偏远地区的秘鲁人之一，他们在6月6日的大选中投票支持卡斯蒂略。
在阳光下，卡拉戴着一顶传统鲜艳蒙特拉帽子，她的愿望不高：只需要安全的饮用水。
“我们中的一员”
卡斯蒂略在大选中以微弱优势领先，在右翼对手藤森惠子施加法律压力后他正在接受审查。而藤森惠子涉嫌欺诈并希望取消农村地区的一些选票。
选举观察人员则表示，投票没有问题。
计票带来的紧张局势暴露了该国种族和社会经济分裂。
来自分散在安第斯山脉的克丘亚和艾马拉（Aymara）社区的十多名领导人和活动家，以及远在数百英里以北深居亚马逊热带雨林的其他人坦率地诉说了他们面临的歧视。
在卡拉塔所处的普诺大区，卡斯蒂略赢得了大约90%的选票。他所在党徽为在红色背景上的一支黄笔，已经涂画在孤寂的房屋上，为数英里范围内唯一的亮色。
虽然卡斯蒂略并没有被认为是土著群体的一员，但那些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士一直表示他是“我们中的一员”，因为他的谦恭和背景就是农民。
如同10年前的莫拉莱斯一样，他们希望卡斯蒂略更够更多地代表被边缘化的群体，提高矿业国有化以增加社会支出。
“现在我们看到了未来更多希望——他将是一位好总统”，34岁的一位克丘亚人雷内·贝利扎里奥（Rene Belizario）表示。“这是我们的机会，如果他不兑现，人民会起来反抗”。
作为3个幼子的父亲，贝利扎里奥希望能够“收回”私营企业经营的矿山，重新分配利润和创造就业。
采矿业是秘鲁经济的主要驱动力。金属是该国最大的出口商品，即使他计划进行某些改革，也要商量着办才能推进。
以农业为基础的土著社区在发展方面的需求很少与远在利马的政府的想法一致，2011年曾参加抗议矿业项目活动的艾玛拉人维托·卡尔德隆（Vito Calderon）表示。
“我们的土地被偷”
卡斯蒂略并不是秘鲁第一位土著总统。
克丘亚人亚历杭德罗·托莱多（Alejandro Toledo）在2000年代初曾担任总统，他曾许诺给安迪斯团体更多利益，但最终令他们大失所望。
几年前，左翼总统奥兰塔·乌马拉（Ollanta Humala）也承诺与土著群体对话，但被批评将石油利益置于保护他们土地权利之上。
土著领导人透露，卡斯蒂略曾与他们会面，听取了土著居民的需求，承诺将保护他们的土地，并将推动宪法修改。
代表亚马逊地区土著妇女的梅拉尼娅·卡马莱斯（Melania Camales）是与卡斯蒂略会面者之一。她希望卡斯蒂略成为总统，但知道这并非易事。
“数十年以来，我们的土地一直被私企偷窃，被政府划为区块出售”，她说。200年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大男子主义教育”难以回改，她说。
“我们知道他可能会背叛我们，权力可能笼罩他的思想。 但我们作为土著社区最不应该失去的就是希望。”
由于社会经济地位或肤色长期深感被歧视，许多人表示，在大选期间这个问题更加明显。
秘鲁雨林族群发展协会（AIDESEP）谴责试图取消农村选票的做法是“否认我们的存在”，AIDESEP是秘鲁在亚马逊雨林地区的跨族群联盟。
“他们不了解我们的秘鲁是多民族国家，而不只是首都利马”，艾玛拉人卢尔德斯·万卡（Lourdes Huanca）表示，她还是秘鲁全国土著、农民、工匠原住民有薪妇女联合会（FENMUCARINAP）的维权人士。
歧视是普遍现象，她说。“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无能；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无知；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无方”。
回到卡拉塔，身体消瘦、肋骨突出的母牛在烈日下的高原草坡上吃草，收获的马铃薯在夜间寒风中冻干，两腮通红的赤脚孩童用毯子把刚出生的羊羔裹起来御寒。
对于卡拉和其他人来说，最大的恐惧是开发侵蚀了比秘鲁200历史还要长的生活方式。
“我们感到脆弱和被歧视，但我们更担心水和土壤被污染，我们不能争取更大斗争”，她说。
